徽學不以文學出名，但徽州也有文學。明萬歷朝，徽州出現(xiàn)的文學盛世景象就值得關(guān)注?；諏W始興于宋代，宋元時期的徽州以理學聞名全國，號稱“東南鄒魯”。明代得益于“好儒”文化傳統(tǒng)和徽商崛起，文學發(fā)展迎來契機。弘治、正德間，外出徽商鄭作、程誥等人師從李夢陽，帶回七子派詩學，奠定徽州文學復興基礎(chǔ)。蔓延至嘉靖朝，徽州文學隊伍大增，社團紛起。尤其萬歷三年后，著名文人汪道昆休官回鄉(xiāng)，帶領(lǐng)親友全力振興地方文壇，形成徽州文壇盛世局面。明人對汪道昆的文學貢獻評價甚高，王世貞贊云“新都有詩自司馬始”（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三）；明末本土詩人謝陛描述汪道昆主盟的萬歷徽州文壇：“迄今百十余年，人文郁起，為海內(nèi)之望，郁郁乎盛哉”（謝陛《萬歷歙志》藝文卷五）；同時期詩人許楚也視此時為徽州文學的“開元盛世”（許楚《青巖集》卷二）。萬歷徽州文學的盛世圖景充分彰顯區(qū)域文學的最高成就。

首先，萬歷徽州文壇作家隊伍龐大，各階層文人同力于地方文事。以徽州籍官員的貢獻最大，汪道昆堪稱典范。他早年官位顯赫，晚年卻里居近二十年，以引領(lǐng)徽州文壇為樂。李維楨云：“自汪司馬伯玉以能言名天下，天下爭附之。而新安人以司馬重，即號能言者往往在司馬法中。”（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十三）他憑借自身威望和文學熱情，成為“新安詩派”盟主和全國文壇領(lǐng)袖之一。萬歷朝東南文壇老將方弘靜是歙縣人，為官近三十年，出任過多省地方主官，與各地文人交往頗多，詩名遠揚，于擴大徽州文壇影響功不可沒。位居萬歷內(nèi)閣次輔八年的許國生于歙縣，不僅提攜徽州籍官員文士，還關(guān)心家鄉(xiāng)文壇發(fā)展。萬歷朝抗倭名將兵部尚書胡宗憲也是徽人，雅好詩文，喜交文士，曾厚遇鄉(xiāng)人汪道昆和王寅。另外，還有江珍和潘緯等徽州官員也熱心于家鄉(xiāng)文學事業(yè)。

萬歷徽州文壇還活躍著一批布衣文人和商賈作家。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列舉晚明徽州藉著名山人就有王寅、汪道貫、汪道會、潘之恒、吳兆等人。潘之恒是萬歷后期徽州文壇最活躍人物，他多次游歷全國，與當時名家汪道昆、王世貞、袁宏道、沈璟等人往來不斷，為維持萬歷后期徽州文壇影響力貢獻頗多。王寅一生任俠使氣，漫游天下，卻始終熱衷地方文事，是徽州文壇老將。吳兆則在金陵文壇活動。萬歷徽州的商賈作家則以以文會友和慷慨捐贈為徽州文學搭建交流平臺。休寧人汪廷訥主營鹽業(yè)和出版業(yè)，卻以戲曲和詩歌創(chuàng)作馳名東南文壇，經(jīng)常于金陵、徽州兩地盛邀湯顯祖、屠隆、李贄等各地名流，使徽州成為文人齊聚的一方樂土。墨商方于魯也是一位熱衷文藝交友的商賈作家。

其次，萬歷徽州文壇社團眾多，文學交流頻繁，各種文學思想交匯。萬歷徽州活躍的文學社團主要有白榆社、耆園會、松蘿社、穎上社、天都后社等等。以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影響最大，社團活動長達十年之久，幾乎匯聚全國著名文人，引領(lǐng)時代文學風尚?；罩菸娜藢ν饨涣鲝V泛，汪道昆曾親率本土文人三赴吳地拜訪王世貞，并到杭州等地主持南屏社、西泠社集會；潘之恒晚年也多次出游杭州、北京、金陵等地，與全國名家交流。與此同時，在汪道昆、汪廷訥、潘之恒等人招攬下，外地名家紛紛來訪，徽州很快成為文學思想交流活躍之所，引領(lǐng)全國文藝潮流。萬歷前期，徽州是七子派后期復古運動的主戰(zhàn)場，文壇領(lǐng)袖汪道昆與后七子派主將王世貞并駕齊驅(qū)，名列“后五子”之首，他主盟的白榆社、南屏社幾乎匯聚七子派后期全體精英。汪道昆還對七子派復古思想進行修正，在學古宗尚與學古方式上更顯寬泛靈活。方弘靜早年也與王世貞等后七子成員交往，創(chuàng)立天都社，但晚年的他反對后七子派的偏激與摹擬，喜歡談禪論道，主張“理趣”之說。潘之恒一生接受七子派、佛學禪宗、公安派、竟陵派、湯顯祖等所倡導的多種文學思想，鮮明體現(xiàn)萬歷徽州文學思潮的開放性和多樣性特征。

再次，萬歷徽州的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非凡。傳統(tǒng)詩文創(chuàng)作取得新突破。以汪道昆為首的“新安詩派”是七子派后期重要社團，其影響力在萬歷五年以后就超越了王世貞主盟的太倉詩壇，引領(lǐng)時代詩歌風尚。新安詩人以汪道昆成就最高，時人將之與王世貞并稱“兩司馬”（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丙集）。其《太函集》收詩1570多首，多為萬歷朝所作。老將方弘靜《素園存稿》收詩846首，有562首作于萬歷年間。后期主將潘之恒主要活躍于萬歷朝，著有《鸞嘯集》《涉江集》《漪游草》等詩集。受商業(yè)觀念和陽明心學浸染，新安詩歌題材上出現(xiàn)異質(zhì)，多寫城市風光和市民生活，也談及美女游俠與佛影禪心。辭藻濃艷和詩涉艷情是其主要特色，陳田云“新安詩派，尸祝太函，肥秾相尚”（陳田《明詩紀事》庚簽卷二十五）。布衣詩人吳兆以《秦淮斗草篇》《詠美人折隔墻花》等詠美人詩篇聞名詩壇,王寅和潘之恒之詩也多游俠、艷情、參禪之作。萬歷徽州詩壇總體風格介于七子派與公安派詩風之間，體現(xiàn)時代詩風轉(zhuǎn)向的過渡軌跡。

古文創(chuàng)作體裁也發(fā)生新變，出現(xiàn)大量商賈、名姬、俠客傳記文。汪道昆《太函集》收傳記文235篇，為商人而作112篇，對商賈的關(guān)注超過此前和同時代任何作家。潘之恒為倡優(yōu)名姬立傳120多篇，體現(xiàn)晚明尊重女性與崇尚自由的人文思潮。所作《亙史》還專設“俠部”，塑造眾多男女俠客形象。汪道昆也有《儒俠傳》《王仲房傳》等篇，宣揚任俠思想。萬歷徽州的人物傳記文不僅新增人物類型，而且在敘事技巧運用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所創(chuàng)新，進一步推動傳記文學發(fā)展。

小說、戲曲創(chuàng)作高度繁榮。萬歷徽州俗文學名家眾多，佳作如林。汪道昆整理出版《三國演義》《水滸傳》，于舊文中融新義，名震四方；吳琯《劍俠傳》匯輯古代33個劍客故事，暢銷全國。文言小說家吳大震《廣艷異編》收傳奇小說596篇，匯集古今之談；潘之恒《亙史》在收錄前朝小說作品之外，自創(chuàng)時事小說；程時用《風俗類編》和潘士藻《闇然堂類纂》更以時事新聞為創(chuàng)作基礎(chǔ)，關(guān)注現(xiàn)世當下生活，具有跨時代意義。萬歷徽州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敘事技巧運用和主題思想傾向都有突破，增強小說的文學性和思想性，彰顯近代人文精神。

汪道昆還是徽州最早從事戲曲創(chuàng)作名人，曾自編《大雅堂雜劇》四種；小說家吳大震也是戲劇家，自創(chuàng)有傳奇劇《練囊記》《龍劍記》；戲曲家汪廷訥自編傳奇18種，雜劇9種；鄭之珍《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流行大江南北，奠定徽劇基礎(chǔ)。潘之恒一生“觀劇數(shù)十年，而后發(fā)議論也”（潘之恒《鸞嘯小品》），成為聞名全國的戲曲批評家，著有戲曲理論論著《鸞嘯小品》。萬歷徽州戲曲更加注重展現(xiàn)戲劇性和性情化，在創(chuàng)作、表演和批評方面都取得驕人成就，為中國戲曲的發(fā)展貢獻頗多。

最后，萬歷徽州文人為文學傳播貢獻卓著。為賺取商業(yè)利潤，徽商在本土和金陵、揚州等地大量開設書坊，聞名天下的就有吳勉學的師古齋、汪道昆的大雅堂、黃正位的尊生館、汪廷訥的環(huán)翠堂、汪士賢的省吾堂等等，它們刊刻大量詩文集、叢書、小說和戲曲，出版多部精品力作。省吾堂刊《漢魏名家集》《宋元四十三家集》流行于世，萬歷版《三國演義》《剪燈新話》《剪燈余話》《水滸傳》等小說聞名全國。萬歷徽商最喜演劇、觀劇，當時刊刻劇本最多，僅《牡丹亭》劇本，歙縣就有三個萬歷刻本。這些刊刻活動于“保存文學遺產(chǎn)、傳播當代創(chuàng)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朱萬曙《徽商與明清文學》第三章)

北京大學廖可斌教授認為萬歷朝為明代文學盛世，也是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盛世（廖可斌《萬歷文學盛世說》，《文學評論》），萬歷徽州文學的盛世圖景并與此說深符一致。徽州文學發(fā)展不僅在明代萬歷朝達到鼎盛，且一度領(lǐng)先全國文壇，他們在文學隊伍、文學觀念、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傳播和文壇影響上均呈現(xiàn)引領(lǐng)超越之勢。考察萬歷徽州文學的整體成就和時代影響，我們當知當前的徽學研究不應讓文學缺席。

（作者：陳昌云，系淮陰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