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作為商鞅及其后學的著作匯編，歷來被學者所重視，注釋和研究者代不乏人。張親 霞教授的《<商君書>譯注》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重要的學術創(chuàng)新。一是集注解、原 文翻譯、內容評述于一體，力求整體呈現《商君書》的思想全貌和時代精神；二是推動商鞅法治思 想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三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發(fā)掘商鞅思想的現代價值。通過以 上三個方面的創(chuàng)新，《商君書》的思想內容表現出鮮明的整體性、時代性和科學性，對傳承中華優(yōu) 秀傳統法律文化，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大有裨益。

十八大以來，中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持續(xù)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把基本建成法治 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納入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 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重新注解和研究《商君書》，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法 律文化中探尋全面依法治國和全民法治教育的思想資源，是 當今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張親霞教授譯注的《<商君書> 譯注》（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完成 的，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對該著作在普 及法家思想方面的貢獻做出了高度評價，“能夠幫助我們更 好地理解商鞅的治國思想和治民主張，是近些年有關《商君 書》譯注的難得一見的佳作”?？傆[全書，該著作還有一大 學術貢獻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糾正人們對法家的認知偏 見，加強對法家文化的現代利用，具有守正創(chuàng)新的學術特 征。本文試著對該特征進行分析和評價，以求教于方家。 

重新理解《商君書》的新視野 

商鞅（約公元前395—公元前338），中國古代著名的 思想家、軍事家和政治家，戰(zhàn)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曾兩次在秦國“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使秦國國力大 增、風俗大變，為秦國后來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同時受兵家、雜家等各家 思想的影響。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攜李悝的 《法經》入秦，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等治國方略獻于 秦孝公?？梢姡眺彪m是法家，但對其他諸家的思想也有 涉獵。這也符合當時的情況。戰(zhàn)國時期，學說林立，貴族 之家多讓其子弟修習幾家之說，以備不時之需?！渡叹?書·立本》中論及用兵之道，探討軍事與法治、軍事與政 治、軍事與國家富強之間的關系，提出法為治軍之本，國 家要強大一定要抓住根本，使“法立”“法行”；《商君 書·畫策》中論述了“制天下”之道，尋求民本之所在，認為“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在《商君書·賞刑》 中，商鞅指出明賞無賞、明刑無刑、明教無教。由此可 見，在吸取法家、兵家、雜家等各家思想的基礎上，商鞅 最終選擇以法為本，形成了以法家為中心，同時汲取其他 各家精髓的思想。過去，有人認為商鞅只有法家思想，從 而否定商鞅與《商君書》的關系，這顯然不符合商鞅思想 的形成與發(fā)展歷史。 這種整體性視野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和挖掘《商君 書》的學術價值。正如張著所言：“《商君書》整體上反映 了商鞅的思想。今天，我們不必去嚴格地辨別《商君書》每 篇文章的‘真?zhèn)巍?，而是將其整體作為商鞅及其后學的思想 反映?！睆纳眺钡乃枷氚l(fā)展經歷來看，這個結論是站得住腳 的。值得注意的是張著這種整體性視野有助于挖掘法家的現 代價值，這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法家思想的重要前提。 

《商君書》研究亟待解決的焦點問題 

《商君書》是先秦法家的重要著作之一，現存26篇 （其中2篇缺失），由商鞅及其后學編纂而成，是研究以商 鞅為代表的戰(zhàn)國中后期法家思想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秦國 政治制度乃至中國君主專制史的重要依據，具有較高的參考 價值和思想價值。正如著名學者高亨所言，《商君書》“闡 述商鞅的政治思想，也記載了秦國一些政治與軍事制度，是 戰(zhàn)國法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國文化遺產中一部珍貴古 籍”。然而，如此重要的著作長期以來卻被“妖魔化”。漢 初興起“過秦”的浪潮，將秦覆滅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暴 政”，認為其思想基礎就是法家學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學的正統地位由此確立 并延續(xù)千年之久。在以儒學為正統思想的封建社會，人們對 法家及其學說的評價大多比較消極?！端膸烊珪偰刻嵋?中提到，“觀于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 可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商君書》和法家學說無法 為人們提供正面借鑒，只能作為勸誡人們不可刻薄少恩的反 面教材。晚清時期，章太炎慨嘆：“商鞅之中于饞誹也二千 年，而今世為猶甚。” 

近代以來，中國的學者們希望從中國法系的代表性著 作中找尋精神動力和話語資源，《商君書》因此重新受到重 視。其中，清人俞樾、孫詒讓對《商君書》加以譯注，成績 最大。20世紀初，王時潤、朱師轍等人先后對《商君書》重 新進行譯注，可讀性明顯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楊 寬、馮友蘭、高亨、楊樹達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商君書》 進行研究，成績斐然。改革開放以后，《商君書》的研究回 到了正常軌道。十八大以來，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持續(xù)推 進，我國迫切需要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重新解讀和研究《商君書》也成為當今學者 義不容辭的學術使命。

張著對《商君書》的解讀和研究，主要以中華書局出 版的高亨的《商君書注譯》、蔣禮鴻的《商君書錐指》以及 石磊譯注的《商君書》為基礎，這三個版本各有所長。高亨 立足于音韻、文字、訓詁，以嚴謹的考證為基礎；蔣禮鴻引 證廣博，擇善、匡謬、補缺、闡發(fā)，樹一家之言，更適合學 術研究；石磊的譯文通俗易懂，更符合當代人的閱讀習慣。 張著采這三個版本之長，既注重學術性，又兼顧易讀性，重 在闡釋和挖掘《商君書》的學術精義和現代價值，使《商君 書》以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呈現在現代讀者面前。正是因為 博采眾長，張著才能提出自己獨到的看法，從而使譯注和研 究別具一格，表現出鮮明的創(chuàng)新性特征。 

《< 商君書 > 譯注》的學術創(chuàng)新及其重要意義

張親霞教授的《<商君書>譯注》是在博采眾長的基礎 上完成的，是其長期以來嚴謹治學、勇于探索的成果。其譯 注工作表現出鮮明的創(chuàng)新性，對《商君書》及其思想有獨到 的見解。 

集注解、翻譯、內容評述為一體 

《<商君書>譯注》集注解、原文翻譯、內容評述為一 體。其中，注解和翻譯部分以高亨、蔣禮鴻及石磊譯注本為 基礎，博采眾長，匠心獨運，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思想性 與藝術性。讀者在閱讀時可以發(fā)現，作者在譯注這部法家經 典著作時，并不滿足于從語言層面去闡釋和把握它，而是希 望讀者能夠從歷史文化、國家治理以及人生智慧等層面去整 體理解和深度認同它，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內容評述上。內容 評述是該書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注釋和譯文的基礎上，重點 關注《商君書》如何分析和解決當時的各種復雜問題，并結 合實際給予客觀公正的評述，每篇述評皆置于譯文之后，方 便讀者對照原文、譯文進行閱讀。譯注語言精練，內容直抓 問題的要害，為今日讀者理解《商君書》提供了極佳的參 考，不愧為“理解商鞅思想的捷徑”。如《更法》篇，記載 了商鞅與改革派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關于是否變法的大辯 論，作者做出了“脫故習所聞之穩(wěn)，定利民愛民之法”的評 述，介紹了秦孝公變法的歷史背景，分析了改革派與保守 派思想的特點和分歧所在，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對“反古易 禮”“法古循禮”進行了論述，指出法與民的關系，以及這 場辯論對今天做好立法與法治建設宣傳工作的啟示，使讀者 在了解商鞅變法和社會治理思想的同時，關照當下，指導生 活，彰顯出人文關懷。

自覺推動商鞅法治思想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中華優(yōu)秀傳統法律文化必須經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 展才能從傳統走向現代，真正成為當代人的思想資源和實踐 智慧。《<商君書>譯注》以“通古今之變”的學術自覺對商 鞅的法治思想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張親霞教授高度重視對商鞅法治思想現代價值的闡釋。在《自序》中，作者提到自己重新譯注《商君書》的現 實意義，“加強法家文化的現代利用，糾正對法家認知的偏 見”。這種思想在整本書中貫穿始終，尤其體現在內容評述 中。例如，在《去強》篇的評述“循法定強弱，重刑彰利 民”中，作者指出商鞅的只有重罰輕賞才能富國強兵并顯示 統治者真正愛護百姓的利民愛民思想很有意義，認為商鞅不 是從一時得失與利害的角度認識問題，而是從國家治理的效 果和角度認識重刑重罰的價值和意義，為今天的治國理政提 供了重要借鑒。作者還指出，《去強》篇提出的對人口的有 效控制、對人口的動態(tài)管理和對青壯年人口的精確統計，是 商鞅治理社會的一個亮點，也是中國古代較早的人口和資源 管理思想，對于今天國家治理科學化有積極的意義。又如， 作者在《壹言》篇的評述“壹國務，摶民力，務耕戰(zhàn)”中， 對如何形成統一的組織力和凝聚力進行了分析，包括傳統文 化中公與私的關系問題，認為商鞅在這里主張為了國家之 強，必須堵住私人請托之門，這對今天的官吏治理有著重要 的現實價值。再如，作者指出《開塞》篇從人類治理與發(fā)展 的角度闡述了刑罰在社會治理中的必要性和法治思想的源 頭。作者指出，與儒、道兩家的治理觀不同，商鞅的治理觀 念是社會治理要關注道德，卻不能為道德綁架。這種治理觀 對于當前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作 用。 

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發(fā)掘商鞅思想的現代價值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學說 體系的精華，也是我們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根本 指導思想。張親霞教授在譯注《商君書》的過程中，始終秉 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刻體現了堅持人 民至上的根本立場和對立統一規(guī)律等內容，其對《商君書》 的研究達到了新的科學高度。 

堅持人民至上的立場，揚棄商鞅治國思想。黨的十八 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 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法治建設要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 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商鞅變法的根本目標是以法的 原則來整合人心，進而實現雄兵強國，具有超越時代的 科學價值。“國之所以興者，農戰(zhàn)也?！鞭r戰(zhàn)的主體是民 眾，農戰(zhàn)也許可以雄兵強國，但并不能直接給民眾帶來幸 福的生活。商鞅重視民眾，但他是站在雄兵強國的立場上 的。張親霞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兵雄國強，他（商 鞅）對于民勇、民怯、民貧、民富等的看法和主張都是在 這一目標下認知的?！边@種立場與人民至上的科學立場是 完全不同的，商鞅愛民卻不能真正富民利民，只會造成真 正的“弱民”，使民眾在饑餓與死亡的邊緣掙扎。張親霞 教授這樣總結，“不可忽視，《農戰(zhàn)》中還體現了商鞅為了加強農耕和戰(zhàn)爭，主張弱民、愚民的治理方式，商鞅對 民的看法更多的是消極意義的”。張親霞教授堅持人民至 上的立場，對商鞅的弱民之道進行了科學的揚棄，具有重 要價值。 

以唯物辯證法審視商鞅的國家治理思想。為什么商 鞅變法不能真正實現富民利民？作者用對立統一規(guī)律來分 析這個問題，認為商鞅既看到了國和民的對立性，又看到 了兩者的統一性?！霸趪抑卫矸矫?，國和民的關系是一 對重要的矛盾。商鞅看到，國和民的對立性。商鞅在《弱 民》篇中強調民弱國強，二者成反比例關系……商鞅也看 到了國和民的統一性，其內涵典型地體現為商鞅對民富的 看法?！睆堄H霞教授在分析矛盾的基礎上總結道：“由此 看來，商鞅并不是一般意義上反對民富，而是反對因富而 產生的怠惰，產生的安逸享樂，從而不能很好地在國家的 農戰(zhàn)方面發(fā)揮作用?！睆堄H霞教授以對立統一規(guī)律為指 導，既幫助人們發(fā)現商鞅對國與民關系的理性認知和商鞅 在國家治理方面的科學思想，也幫助人們從哲學的高度看 清商鞅變法不能富民利民的真正原因。 

以唯物史觀科學闡釋商鞅變法革新的思想。張親霞教 授摒棄過去把商鞅變法視為“刻薄寡恩”的錯誤認識，明確 指出商鞅這種治理觀念具有深刻的倫理關懷，認為這是其可 貴和高明之處?！半y能可貴的是商鞅認為每個時代有不同的 時代特征，人們的道德風尚和價值追求也隨著時代發(fā)展而產 生了巨大的變化?！薄吧眺钡母呙髦幵谟谒吹搅松鐣?態(tài)與人類道德觀念之間的相互作用。”張親霞教授能夠發(fā)現 《商君書》的可貴和高明之處，用唯物史觀對其加以闡釋， 并進行充分肯定，這既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對《商君書》治 理觀的錯誤觀念，同時也為今天準確理解和運用這些寶貴的 思想資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張親霞教授的《<商君書>譯注》具有明顯的守 正創(chuàng)新特征，在對商鞅與《商君書》關系的理解上，勇于探 索，為研究《商君書》提供了新的學術視角。張親霞教授堅 持學術研究的正確道路，博采眾長，在概念闡釋、譯注形 式、學術立場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使《<商君書> 譯注》的學術性與可讀性兼具，思想性與藝術性并在，這也 使《商君書》的思想內容表現出鮮明的整體性、時代性和科 學性，對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法律文化，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大 有裨益。